毕晓哲

　　我们的社会公众不乏爱心，我们的社会慈善机构不乏捐助捐献的热情，问题是行善者和被捐助者，在平时是一对似乎没有关系的“平行线”。

　　2013年9月3日，在浙江海宁市一间出租屋内，年过半百的、来自贵州毕节的陈文才抱着孙儿陈显阳，哽咽着说：“有这么多好心人关心我孙儿，我是高兴得掉泪。”今年5月7日，刚满一岁的孙儿陈显阳被樱桃核卡住气管，后虽被取出，但因堵塞时间太长，孩子缺氧，在重症监护室治疗一个月。家里钱花光了，为了救儿子，6月11日，陈显阳的父亲竟然拿着菜刀和扳手去抢银行。

　　这起银行抢劫案根本没有什么“技术含量”，一名老实巴交的农民拿着菜刀和扳手去抢银行，纯属“自投罗网”式的“找死”。但这样的“残酷的”抢银行获得“关注”的事例却让人辛酸。

　　我们的社会公众不乏爱心，我们的社会慈善机构不乏捐助捐献的热情，问题是行善者和被捐助者，在平时是一对似乎没有关系的“平行线”，但良性的正常运行的慈善机构和慈善行为，能够在任何一名公民个体有需要的时候及时出手，体现一对平行线的“交际”和“接驳点”。在现实中，原本应该“交际”的一对平行线，不能正常交际，却总是靠“抢劫”“私刻公章”“跳楼”或“跪求”等意外或惨烈的行为得以“接驳”，才得以引发慈善行动和社会关注，足以说明慈善机制不正常。

　　抢劫银行为救患儿，一方面有身为父亲的不理性，但另一方面未必不是因为社会慈善和爱心行动的过度滞后。正是因为应该被救助捐助人群，事实上的信息相对封闭和缺失，导致“找钱无门”后的铤而走险。慈善是社会的润滑剂，是稀释暴戾、消弥阴暗的重要力量，在一个暴戾和暴力频繁发生的地方和社会，慈善的因子一定是缺少的、机制一定是欠缺的。这位带有极端色彩的父亲应该为其违法犯罪行为痛醒，但社会慈善却更应该为其慈善行动的“迟到”深深自责。